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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聚焦英国16至24岁的青年群体，他们中约有100万人处于失业、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状态。这些人正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峻的就业挑战。文章采访了几位失业一年以上的年轻人，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经历。

2000份求职申请后，他仍未获得一份普通工作

托马斯的生活节奏缓慢，除了遛狗和每周一次的超市采购，他很少外出。每次去Iceland超市，他都会购买7份1英镑的冷冻餐，主要是味道平淡的咖喱，偶尔也会选择色彩鲜艳、甜度极高的中式外卖。他觉得这种一次性购买多份餐食的行为有些尴尬，收银员可能会猜测他“一天吃一份”。然而，他坦言，很多时候这些食物最终都没有被食用，因为“连着吃两天”后，他会失去继续享用的兴致。

与文章中其他年轻受访者一样，托马斯失业已超过一年，是英格兰地区8.2万名长期失业的16至24岁青年之一。他居住在沃灵顿，每月领取311英镑的通用信用福利金。在支付完账单和宠物开销后，他每月可支配的金额仅剩约25英镑。托马斯并非不思进取，他自16岁起便开始工作。然而，在2024年10月失去酒吧经理的职位后，他的生活陷入停滞。此后，他递交了约2000份简历，但至今未能找到工作。

起初，托马斯对求职充满信心，“我到处投简历，根本没觉得自己会找不到工作。”然而，除了零星收到的标准化拒信，大多数申请都石沉大海。失业不仅影响了他的饮食，也几乎切断了他的社交生活。朋友们邀请他外出聚会或参加彩弹射击，他都因经济拮据而婉拒，有时甚至谎称需要在家照顾宠物。

失业一年半，这种生活让他倍感压力。“我只是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”他说道，“能和朋友出去，做些事情，不用总是找借口。也能吃上正常的饭菜，偶尔买瓶好喝的果汁，用点质量更好的卫生纸。这些都是很小的愿望。”

不幸的是，托马斯的困境并非个例，这正成为英国许多年轻人的写照。媒体此前已发出预警，当前可能是年轻人就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。上个月，艾伦·米尔本发布的青年与就业报告第一部分，将这场危机更全面地展现在公众面前。报告指出，英国约有100万名16至24岁的青年处于“NEET”（非就业、非教育、非培训）状态。若政府不采取紧急措施，预计到21世纪30年代初，这一数字可能攀升至125万。

与许多NEET青年一样，托马斯认为新冠疫情对其现状产生了显著影响。疫情前，他一边求学，一边在博尔顿流浪者足球俱乐部的场地担任兼职安保。由于未满18岁，他隐瞒了真实年龄。选择A-level课程时，他选择了相对稳妥的历史、地理和社会学，最终取得了ABB的成绩。然而，当他准备申请大学时，英国及全球多地已进入封锁状态。他选择留在原学院继续攻读健康与社会护理专业，因为“不想花9000英镑，只为了一个人坐在公寓里上网课”。

在此期间，他的大部分朋友前往外地上大学，女友也选择分手，因为“这么远的距离根本维持不下去”。他觉得自己错过了许多本该属于青春年华的人生体验，因为“那时候我们连门都不能出”。疫情甚至影响了他至今的生活，例如他曾在疫情前开始学车，但课程因疫情中断，“驾校教练后来死于新冠”。如今，他无力承担学车费用，但许多工作岗位却要求持有驾照。

后来，托马斯发现许多朋友已在大学开启新生活，拥有了新的社交圈。于是，他离开了家乡大曼彻斯特的博尔顿，搬到沃灵顿，并在一家酒吧工作，重拾了社交生活。他加入了当地的台球和飞镖俱乐部，尽管比队友们年轻20岁，但他逐渐学会了如何在酒吧环境中与人打交道，甚至在工作前连如何点酒都不知道。

除了酒吧工作，他还曾在药品仓库担任补货员，负责为自动分拣机添加药品。网购订单生成后，机器会将药品传送至传送带。他曾希望从事一份动手型的工作，但仓库环境单调，“连音乐都不让放，整天就只有你和机器。”当时他每月收入约2500英镑，但他承认年轻时不懂得理财，“18岁时没机会出去玩，后来一有钱就不停往外跑，最后全花光了。”

他在仓库工作约一年半后，转到一份行政岗位，但很快发现其不适合自己，“那份工作无聊得要命。下午2点我就把所有事情做完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坐在那里干等。”六个月后，他辞职去了博彩店，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了，形容那里是“世界上最让人绝望的地方”。他目睹一位父亲在雨天给孩子买彩票时下注300英镑，深感这份工作“快把我耗死了”。

之后，他获得一份提供住宿的酒吧经理职位，但一年半后酒吧被出售，23岁的托马斯再次失业，此后便再也未能找到工作。目前，他与伴侣和姐姐同住。他的姐姐虽然拥有英国文学一等学位，求职同样不顺。除了在酒吧的零星兼职，她还为一家美国公司从事校对AI提示词的自由职业，为了抢到工作，她不得不在凌晨3点起床。

托马斯通常在上午10点左右起床，处理完遛狗和喂狗的事宜后，便开始“在网上刷招聘信息”。日复一日的重复让他感到“人生就这样从身边溜走了”。他也尝试过最传统的求职方式，携带简历挨家挨户拜访镇上的酒吧和餐馆，但均无果。他经历了一些令人尴尬的线上申请，例如应聘零售岗位时，需要对着摄像头即兴演讲5分钟并录制下来。

上个月，他特意盛装出席了一场在足球场举办的招聘会，希望能给招聘方留下好印象。然而，现场只有一排无人值守的展位，上面贴着二维码。“我站在那里一个个扫码，心想这也太荒唐了。”

尽管求职过程枯燥且令人沮丧，他仍在坚持投递简历，通常每两周约投递50份。他的一位朋友参军了，托马斯也表示，如果“真出了什么大事，而我又急需一大笔钱”，他会考虑这条路，尽管家人一直劝阻。关于社会应为他这一代人做些什么，他认为政府至少应该“真正照顾年轻人一次”。他表示“并不特别认同任何政党”，但认为“只有绿党和英国改革党‘似乎真的提出了面向年轻人的政策’”。

南威尔士大学欧洲青年政策教授霍华德·威廉姆森（Howard Williamson）表示，托马斯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。“我72岁了。我们实际上是在对年轻人说‘你们得拼命工作，养活我，再给我那份有三重保障的养老金买单。’如今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多重危机，世界随时在变，他们既担心生活成本，也担心全球冲突和社交媒体的影响；与此同时，AI还可能让许多岗位直接消失。紧缩政策又削弱了综合性青年服务项目。过去，这些项目往往是年轻人，尤其是弱势背景的年轻人走向稳定生活和就业的第一块踏板；如今，年轻人往往还没来得及获得充分支持，就被直接推向就业。”

威廉姆森认为，英国需要为年轻人推行一套“新政”，建立专门的青年就业市场，提供数量充足、类型多样的机会。“你一方面要把手搭在他们肩上，另一方面也得推他们一把，把他们带进有足够选择的培训项目。”关键在于让年轻人拥有选择权。“如果把他们硬塞进不愿意做的事情里，他们很快就会消失在系统视线之外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这需要投入“极其庞大”的资金。

威廉姆森理解，为何那些投出数百份简历却始终没有结果的年轻人会逐渐消沉。“真正一直坚持的人，心理健康可能反而受伤最深，因为他们每次都会被现实迎面打回来。后来，他们会开始说：‘我不在乎了。’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防御。”他说，教育系统必须让年轻人变得更灵活、更善于适应，像“变色龙”一样应对不可预测的未来。

从牛津毕业到长期失业，名校光环也失灵了

无论世界如何变化，人们或许都认为牛津或剑桥的毕业生会是雇主争抢的对象。然而，对24岁的汉娜而言，牛津大学的语言学位并未使求职过程变得轻松。汉娜回忆，母亲在牛津长大，曾听闻“招聘人员会在学院里转悠”，主动寻找有潜力的学生。但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。

自2024年夏天毕业以来，汉娜一直未能找到工作。“我原以为不会这么难。我从这门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，却一份工作都找不到。这个落差确实有点大。”

汉娜一路从公立学校升学，并在学校里“一直很努力”，最终凭借助学金进入牛津。大一时，疫情严重影响了她的学习生活，但到了大二，她开始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与朋友们看电影，并在当地学校担任志愿者。她还曾在欧洲大陆生活一年，提升语言能力，并首次以英语教师的身份获得报酬。然而，自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获得过薪水。“凡是可能妨碍我获得有偿工作经验的现实因素，几乎全都发生在我身上了。”

毕业后，汉娜回到了新森林地区的家乡。起初，她将此视为从三年“高强度学习”中短暂休息，直到2024年底才开始认真求职。她原本希望进入公务员体系，因此先申请了公共服务岗位；在长期没有结果后，她开始“申请任何自己能做的工作”。

有一次，她离成功仅一步之遥。伦敦一家研究机构招聘，最终只剩下她和另一位候选人。整个招聘流程耗时“好几个月”。“我真的对这份工作抱了很大希望，因为它和我的技能非常匹配。”然而，最终岗位落给了比她拥有15年经验的另一位候选人。“这根本没法竞争。”

无论坚持理想还是降低标准，她都未能成功。她记得，有人曾建议她申请一家玩具店的职位，这份工作需要“整天爬梯子、从货架上拿玩具”。之后，她被要求参加小组任务，申请人先拿到一张写满破冰问题的宾果卡，例如“谁去过最远的地方度假”，随后又被要求一起拼搭乐高模型。“我们又不是以后要一起生活，根本没必要先互相了解。”

汉娜毕业后回到新森林地区的村庄生活。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人很少，20多岁的年轻人只有她和同样失业的哥哥。她平时在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做志愿者，为家庭和老年人组织活动，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比她年长。大家虽然同情她的处境，却很难真正理解这一代年轻人找工作的艰难。“有人甚至问我：‘你不能直接给政府写封信，让他们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吗？’”

她会在网上与朋友保持联系，但很难在线下见到同龄人。她渴望学会开车，以便去最近的城市认识新朋友，但她甚至连考驾照的钱都负担不起。

“我原本以为，毕业后只会在家待一小段时间，然后去伦敦工作。我就想要这个，因为那里看起来才有人、才有生活。”如今，她只感到被困住。“以前我完全独立，一个人生活，什么都能自己做，我很喜欢那样的日子。我以为毕业后会继续独立，真正开始自己的生活。结果现在，连一份最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，只能看着一个岗位下面有1000个人同时点‘申请’。”

汉娜每月领取316英镑通用信用福利金。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助。“我认识的每个人都觉得被困住了。”她说。她仍在持续投递简历，但AI的快速发展让她倍感不安。“技术正在抢走我们的工作，这种变化已经很明显。现在超市里几乎全是自助结账。我上中学时，老师告诉我们，等我们找工作时，会出现数百万个当时还想象不到的新岗位。”她不禁发问，“那些岗位到底在哪里？”

AI取代学徒岗位，企业主承认是推手

今年4月，英国前首相、现任微软和AI公司Anthropic顾问的里希·苏纳克（Rishi Sunak）表示，人工智能正在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。今年1月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·格奥尔基耶娃（Kristalina Georgieva）也发出类似警告，称一场AI“海啸”即将到来。求职网站Adzuna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，自ChatGPT于2022年11月上线以来，英国新增的入门级岗位数量已减少近三分之一。

保罗·克拉普（Paul Clapp）坦承，他本人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一问题。他是德文郡南部数字营销机构Priority Pixels的联合创始人兼董事。过去，公司每年都会招募一到两名学徒；然而，在18个月前开始使用AI后，这一举措便被停止了。一旦公司真正掌握了AI技术，克拉普便不再招募学徒。“AI不会消失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它都会改变世界。”

公司最常使用的是Anthropic旗下的Claude。克拉普表示，Claude已经承担了过去由学徒完成的“所有无聊、费时的工作”。“他们当然会觉得这些任务枯燥，但这恰恰是新人必须经历的过程。刚入行时，你得从基础做起，而基础往往就是这些繁琐的工作。”

在他看来，AI并不会取代已具备专业经验的专家。“它很强大，但还不是替代品。”不过，他也承认，AI可能会让下一代失去进入行业的入门机会。

企业不招募年轻人，并非完全出于削减成本或追求利润的考量。随着雇主国民保险缴费和最低工资的上涨，“招聘学徒的激励越来越弱，弱到最后你会想，还有必要吗？”英国国家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，自相关政策于2025年4月生效以来，企业雇用一名入门级员工的实际成本上涨了约7%。克拉普回忆，他过去招募的学徒中，约有一半“表现非常出色”，也“确实珍惜这次机会”；但另一半的投入，却未能达到他的预期。

“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，就是找到真正有动力的人。我不想每年花费2.5万英镑，雇佣一个无法为公司创造价值的人。”

他对许多求职申请也颇有微词。“很多人拿着同一份简历海投，连自己申请的是什么岗位都没认真看。”他说，“我确实认为，这也是问题之一。”他还认为，教育系统未能培养出企业当前真正需要的人才，至少在他的行业是如此。“我们附近有两所学院，却从未开设过网页开发学徒课程，我很震惊。”

每月投递50份简历，年轻人的第一份工作愈发艰难

在彼得伯勒，20岁的大卫·金凯德（David Kinkaid）离开学院已近一年。他在校期间完成了涵盖商业、IT和媒体的BTEC课程。除了在超市进行过两周的工作体验，他从未获得过有薪工作，尽管自16岁起便一直在寻找。

“实习结束后，我感到非常难过，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”现在，他希望找到一份IT领域的入门岗位，每月投递40至50份简历，但很少收到回复。“这真的很压抑，也很消耗人。”他说。

他的母亲埃尔（Elle）回忆，几十年前情况完全不同。那时，“拿着简历走进一家店，很快就能找到工作”。如今，这种主动已不再奏效。“每个人总得有个起点，可年轻人现在连开始的机会都没有。”她说。大卫也提到，他的一些大学毕业的朋友，投递了“100到200份简历，仍然什么都没找到”。

米尔本在报告中批评了针对年轻人的刻板印象，称其中一些说法“相当残酷”。埃尔也经常从同龄人那里听到类似观点。“有人会说：‘我25岁的时候，已经住进四居室的房子了。’我就会反问‘可你当时买这套房花了多少钱？’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。”她说，“他已经很努力地找工作了，但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下，机会实在太少。”

埃尔并不急于让大卫搬出去，但她希望儿子能尽快进入职场，因为这对他的个人发展也有益。“社交对身心健康都很重要。工作也许能让他更愿意与人接触。”大卫也认同这一点：“那样我会更独立，也能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。”

对一些年轻人而言，成为NEET青年意味着一步步被推向社会边缘。上个月，多家慈善机构发出警告，失业或失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容易陷入住房不稳定，甚至无家可归的境地。由无家可归者在街头售卖的杂志《大志》报告称，自2022年以来，18至24岁的售卖者数量增加了60%，从449人增至720人。

无业可能导致年轻人一步步失去住处

在伦敦东部，一片时尚的高档酒吧和多彩的精品店之间，坐落着一家名为Sohaila的餐厅。这家位于肖尔迪奇中心、主打中东小盘菜的餐厅，为居住